■ 孙静*

*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二庭庭长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毛泽东写给林彪的一封信，是为答复林彪散发的一封对红军前途究竟应该如何估计的征求意见的信。这封信写于1930年1月5日，在古田会议之后，后来发表的时候这封信改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是一篇有关军事方针的文章，内容包括对当时的统治阶层状况、军事力量分析，行动策略选择和对时局发展的预估，它和古田会议一起确定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理论基础，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为中国革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直到今天，《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所展现的智慧光芒对于我们今天的工作和生活都具有指导意义。

1928年4月，陈毅、朱德的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汇合。5月4日，会师部队组成工农革命军第四军，6月改名为工农红军第四军。1929年1月，为了打破湘赣国民党军对井冈山的第三次“会剿”，红四军主力3600多人在毛泽东、朱德的率领下，冒着风雪撤离井冈山，以期出击赣南打破敌人的封锁，牵制敌人对井冈山的侵犯，粉碎会剿。红四军挥师闽西。

红四军的主要成分是农民、小资产阶级从旧军队起义的官兵以及作战中增加的大批俘虏兵。据资料显示，古田会议前红四军约6000人，党员约1600人，其中农民、小资产阶级成分占81.2%，队伍中出现了军阀主义、单纯军事观点、非组织观点等非无产阶级思想，由于红军成分日益复杂，很多被俘的国民党士兵参加红军后把国民党一些不良习气带到红军中来，单纯军事化、极端民主化、个人主义、形式主义等思想影响了党的领导，也影响了战斗力。红四军打下汀州城后，筹到5万银元，这是红军成军以来最大数目的一笔款。军队打军劫舍的气息有所弥漫：“把钱分了，每人可分得几十块现大洋”“当兵吃饷，打仗发财”。

3月，红四军攻占闽西重镇长汀县城，组织成立了福建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长汀革命委员会。3月底，蒋桂战争爆发。红四军在赣南闽西千里征战，解放了江西的兴国、宁都，福建的龙岩、永定、上杭等县。当时，毛主席写下《清平乐·蒋桂战争》，描绘了当时革命态势迅速发展的情形：“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粱再现。红旗跃过汀洲，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在战场一片捷报、革命形势日益高涨时，红四军内部出现了争论，争论的核心是红四军由谁领导，听谁指挥。5月底，红四军召开前委扩大会议，针对党到底要管什么、管多大范围、前委权力是否过于集中、有无家长制倾向展开讨论，争论激烈，但没能达成一致。这时，中央派了一位带着共产国际精神的中央特派员刘安恭到红四军，任命为红四军临时军委书记。从苏联留学回来的刘安恭不相信“山沟沟里能出马克思主义”，他指责毛泽东是自创原则，提出实行“完全选举制度，使党内负责同志轮流更换来解决纠纷”。

在这种背景下召开了红四军七大，在选举中毛泽东落选前委书记，七大还给予毛泽东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给予朱德书面警告。会后毛泽东离开前委去休养，8月初，陈毅前往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在这期间红四军没有政治中心，前委会开成了民主会，常常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后来召开的八大情况依旧。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思想卷土重来，这时的红四军除了动摇了党指挥枪的原则，在军事行动上，八月份进攻闽中和十月进攻东江的两次军事行动都受到重创。刘安恭也在战斗中牺牲。红四军前委派陈毅去上海参加中央军事工作会议，带回了《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对红四军内存在的问题和争论提出了一些重要意见：必须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要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不能动摇，要纠正一切不正确的倾向，要挽回一些错误：1.应当团结全体同志，努力向敌人斗争实现红军的任务；2.前委要加强指导机关的威信，与一切非无产阶级意识作坚决斗争；3.朱、毛任留任前委工作。九月来信为红四军党内统一思想认识、纠正各种错误思想提供了依据。

消息传来，毛泽东作词《采桑子·重阳》：“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1929年12月28日、29日，红四军的九大在当地宗祠改造而成的曙光小学召开，由陈毅主持，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朱德做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了中央指示信，各级党代表、干部代表和士兵代表120多人参加了会议，会议上大家统一了思想，一致通过了大会决议案，决议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军队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方面，决议着重强调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性。古田会议后，我党我军都走上了一条更加规范有序的道路。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展现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古语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从当时的处境来看，红军各种物资都是募集而来，军队都没有统一的装备。在那样经济上极度窘迫，斗争又十分艰难的情况下，毛主席始终饱含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毛主席在青年时期就立下了“拯救民族于危难”的远大志向，在困难坎坷时期都没有动摇过。红四军七大免去毛泽东的前委书记一职时，毛主席说：“我现在不辩，将来事实总会证明的！”

古田会议统一了思想后，红四军两路大军调动敌军狼奔豕突，彻底粉碎了国民党的“三省会剿”。人员还是那些人员，武器还是那些武器，红四军却脱胎换骨了。取得胜利的毛主席又作了《如梦令·元旦》：“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无论是在革命顺利的时候，还是在革命处于逆境当中，毛主席无不表现出他的革命豪情和坚定信念。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最后写道：“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绝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这种革命豪情和高瞻远瞩的风采来自于毛主席对时局、对趋势的客观分析和认识。只有脚踏实地，注重调查研究，提出的解决方案才不是拍脑袋想出来的，才不至于和现实脱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无论是对各种力量的处境分析，还是对革命形势的判断，无论是对具体斗争方式的选择——要不要分兵战，还是对取得局部胜利时间预期的调整，都可以看出毛主席是做了客观深入的调查研究，并结合实践及时进行了调整。他对斗争路径的选择和对时局把握的准确性最后也是经过了历史的检验。毛主席在《反对本本主义》里面提到：“调查就是解决问题，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迈开你的双腿，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因为你未出门时脑子是空的，归来时脑子已经不是空的了，已经载来了解决问题的各种必要材料，问题就是这样子解决了。……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曾为中国革命指明了一条光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今天，它所秉持的立场、思维方式和方法论，仍在焕发着勃勃生机，常读常新。

责任编辑：王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