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北大新传院的胡泳教授出了一本书叫《数字位移》，在正文开始前，他这么形容数字时代会出现的变化：“巨大的力量带来位移，边缘将变为中心。”互联网革命是中国的第五次边缘革命。马克思主义认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是一次又一次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互联网革命作为一种震荡的力量，现在已然造就了一个新大陆。“这个新大陆的形成，对现有社会，无论是在结构和功能上，还是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上，都带来很大的影响。”意思就是，过去边缘的地带因为互联网很有可能一下子变成中心。

受众不是受众，记者不是记者，新闻不是新闻，媒体不是媒体。技术让更多的人掌握“权力”，也使本来独享“权力”的人，要和别人分担这个角色的责任，共享这个角色带来的成果。

虽然技术充斥着动荡不安的力量，但盐田法院在建设智慧法院中运用互联网技术开发和建设了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系统和 “法智云端”系统，打造了全国首个网上行政诉讼服务中心。让法务工作者工作更高效，当事人诉讼更便捷。今年疫情期间，越来越多的法院将线上庭审直播作为审理案件的重要方式。

技术带来变革，也影响传播，传播学中有很多值得人深思和反省的理论。米歇尔.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借用了边沁的“全景敞视监狱”的概念，全景敞视监狱通过设在中央的监视塔对整个监狱进行监视和控制，而监狱的每个隔间彼此孤立，并对整体毫不知情。福柯借此来表征现代权力的运作模式。

我想如果法院是设在监视塔，那现在监狱中的隔间在逐渐打破孤立的状态。甚至像胡泳教授说的，设在监视塔也不是监视塔了，住在监视塔里的人是所有和司法相关、关注案件的人。法院的权威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力量，反而受到更多人民群众的“监控”，司法体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革新进步。

长大后我时常陷入这样的痛苦：在一群人中无法发表自己真实的想法。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不正确的、逃避问题的处理方式。如果我默认了我不认同的说法，那就等同于认可了他，让自己的想法不能得以展现。很大程度上，我失去了我个人的特质。当然，这个问题具有普遍性。因为是许多人都共同面临的难题，所以仿佛人从挣扎到麻木也再正常不过了。

可正确吗？我用诺依曼的“沉默的螺旋”理论来反思自己，再以此来审视整个社会。这个理论很寻常，细细挖掘起来，却能看到我们在这一条路上是如何失去个人特色和话语权的。这个理论的主要观点是参与大众意见表达的人们会判断自己属于意见的少数派还是多数派。认为自己属于多数派的人倾向于表达自己的意见，这就使得这种意见成为优势意见，“声音”越来越大；反之，认为自己属于少数派的人倾向于保持沉默，这就使得这种意见的声音在大众中越来越小。

这个理论又有四个下属假设：具有异常想法的人会面临被社会孤立的威胁；个人总是有被孤立的恐惧感；因为害怕被孤立，个人总是力图估计民意的气候；这种估计的结果会影响个人在公众场合的行为，特别是在决定公开表达还是隐藏自己的观点的时候。现实情况中，这种害怕与别人不一致的感觉还来源于对权力、权威等的畏惧和过分信任，丢失了独自思考的能力。

从全景敞视监狱到沉默的螺旋看似毫无关联，其实在整个社会的发展进程中，这两者从“观看”“使用权力”到“说”“行动”，始终相互伴随、牵制着。传播信息时的主动权到底在谁的手里？现在看来，这个权力不仅仅在拥有官方话语权的人手里，更多的是从民众共享的信息中来，使人人都有成为掌握传播主动权的人。既然有沉默的螺旋，那就有反沉默的螺旋。反沉默的螺旋告诉我们，个体不要在群体中保持沉默，而是要与之抗衡。理论的诞生并不是让人反复陈述的，而需要从理论中得出解决方案。技术应该是有思维的，具有批判的，监狱的隔间靠技术打破了一部分，与传统力量分庭抗礼的行动打破了另外一部分。